雨果

2026-05-13 17:00:00

那个为穷人倔了一辈子的人

雨果的生命轨迹不简单。1802年出生在法国贝桑松一个军官家庭，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将军。本可以安安稳稳做个绅士，他却选择了另一条路——为底层发声，为正义说话。

1851年，路易·波拿巴复辟帝制，雨果公开反对，结果被流放足足十九年。拿破仑三世曾经想赦免他，他的态度硬得不行，放话说：“我把自由的放逐坚持到底；自由回去的时候，我才回去。”就这样，一座位于根西岛的石屋成了他的“避风港”兼写作阵地，《悲惨世界》《海上劳工》《笑面人》都诞生在那里。

活到83岁去世，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，遗体安放进了先贤祠。一个写书的能得到如此礼遇，足见他在法国人心中的分量。

最打动人的或许是罗曼·罗兰的那句话：在文学界和艺术界所有伟人中，雨果是唯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伟人。

《悲惨世界》——比惨更震撼的是善

提起《悲惨世界》，总绕不开冉·阿让的故事。他和雨果笔下的众多人物一样，命运不曾对他温柔。

为了一块喂饱外甥的面包，冉·阿让被判了十九年苦役。出狱后，他被偏见驱逐——没有旅馆愿意收留，没有雇主愿意录用。直到米里哀主教的出现。这位神父不仅为他提供了食宿，还在冉·阿让偷走银器后，对抓走他的警察说：“先生，这些银器是我送给他的。您忘了带走他桌上的银烛台吗？”

一句平静的话，却把一个人从深渊里连根拔了起来。

冉·阿让后来的道路就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救赎。他成了马德兰市长，帮助穷苦人，收养孤女珂赛特。即便如此，警长沙威依然穷追不舍——他是法律的执行者，不承认一颗变了的心能超越过去的罪。当沙威最终在巴黎的下水道里放走冉·阿让时，他说：“我要把您送进监狱，但我要跟您一起进去。”那一刻，法律与良知的较量在一个人心中划开了裂痕，他选择以死为自己的执念收尾。一个执法者，终于看见了自己一直追捕的那个人竟然是善良的化身，内心世界彻底崩塌。这样的设定令人拍案叫绝，让人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，更是一幅透视人性与社会的镜面。

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，《悲惨世界》的法文书名“Les Misérables”——从来都不是“有罪的人”，而是“值得同情的人”。冉·阿让身上的光芒、米里哀主教的宽厚，让人心头一暖。芳汀的血泪、珂赛特的纯真无一不在诉说——即便身处遍地苦难的时代，善意始终存留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——美与丑永远不是它看起来的样子

如果说《悲惨世界》讲述的是社会对个体的压抑，《巴黎圣母院》则把一个更大的问题抛给了读者：我们凭什么仅凭外表轻率地判定一个人的价值？

敲钟人卡西莫多，被全世界嫌弃的畸形孩子，却拥有全书最真诚的善良。他在烈日下遭受鞭笞，围观的人群只有嘲讽和欢笑，只有爱丝美拉达不嫌他丑陋，把水壶递到他的嘴边，一滴清水化作滚烫的泪水，从此他愿意为她奉上一切。

反观克洛德副主教，他是巴黎圣母院的神职人员，饱读诗书，曾满怀慈悲收养了被遗弃的卡西莫多，却在爱丝美拉达身上表现出最疯狂、最可怕的占有欲。得不到就毁灭，这难道不比卡西莫多的“丑陋”更触目惊心吗？

雨果用两组形象——卡西莫多的外表丑陋与内心良善、克洛德的外表体面与心底阴暗——构筑了强烈的对照。作品让人反思：如果只看一个人的外貌去批判、去接纳，到底谁是真正的丑，谁是真正的美？他把巴黎圣母院置身于故事中央，不仅是搭建起故事的舞台，更把宗教的神圣、历史的厚重与人性的挣扎全部浓缩在了教堂的阴暗处与晨光之间。

为什么文章写了140年，雨果依然是绕不开的名字

一个提问总会在阅读时浮现：雨果凭什么还是必读？

袁筱一给出了一个颇具洞察力的答案。她说，雨果就是一个文学的熔炉，把时代的历史素材、社会经验、个人感受都扔了进去，制造出带有鲜明个人印记的作品。他还把当时文学的各种主要形式——诗歌、戏剧、小说——都推到了高处，以至于后来者想要在这个山巅上再往上攀登已经几乎不可能了。这句话像是在说，他的文学地位让所有后来者不得不从半山腰开始，重新摸索自己的路。

他的关切远不止纸面上的人物。雨果还是一位留下了约3500幅画作的画家，一份隐秘的激情燃烧得同样旺盛。更令人动容的是他的国际视野和人道主义精神——他曾在1861年写下《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的信》，怒斥英法对圆明园的焚掠和抢劫，高呼法兰西有朝一日应该“把这些财富还给被劫掠的中国”。一位法国作家为遥远国度的文明遭劫站了出来，这份格局和气度足以让后来者肃然起敬。

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读者来说，打开雨果的书都会有一种奇妙的感受：哪怕时空相隔上百年，那些人物依然活生生的，他们的哭与笑、爱与恨依然可以轻易触动读者的内心。